關鍵年代、關鍵人民、關鍵性格

◎yuyen

1980年，正當港劇楚留香開始風彌台灣的時刻，因為歷史的偶然與必然，台灣與南韓這兩個同為威權主義國家、曾經同受美國保護，同樣在1960年代發展出官控商營電視制度的國家，卻因為在1980年代起走向不同的電視制度，南韓媒體改革運動趁勢而起，國有電視實踐公共媒體精神，但台灣卻在舊體制舊利益團體包袱下，至今走向媒體私有化、自由化及過度競爭的情況。
25年前那行政院長孫運璿那一剎那的抉擇，以及台灣民眾坐視三台只以「最小的變動」緩和文化菁英的不滿，這樣的歷史脈胳註定了今天我們只能坐看韓劇「大長今」，感歎韓流之強。為什麼呢？關鍵年代、關鍵人民、關鍵性格，台灣的菁英與人民選擇順從威權，但南韓文化人士卻在1980年光州事件後，反對全斗煥的《言論基本法》媒體改革運動興起，促成了國營電視公共化。
例如1993年MBC為了廣告利潤調動一個受歡迎的兒童節目，婦女團體與家長發動關機運動逼得電視台只好調回原時段，這在台灣真是不可能的事，台灣觀眾罵歸罵，絕對影響不到電視台決策。相較之下，台灣當年同樣是在美麗島事件之後那個禁錮年代，雖與南韓一樣有反政府情緒，卻沒有爆發出同樣的社會力，嗆辣的大韓民族與溫順的台灣民族，因為不同的族群性格與歷史際遇，埋下了今日台灣電視人的哀歎。
這些「領袖的話」時至今日仍非常適用，蔣介石1972年曾說：「電視節目的製作應合乎真善美，以啟發國民審美的心情，宏揚民族仁愛的德性，培養社會優良的風尚…」。蔣經國也曾在1971年說：「電視節目不理想，尤其打鬥節目太多，對青年有壞的影響。電視是社會教育的一節，希望三家電視公司能注意改進。」但強人的話無法讓台灣的媒體進步，時至今日，一樣的感歎仍然存在。從南韓與台灣之不同，讓人感慨國家力量、社會力量如何介入、何時介入，攸關媒介長遠發展。
媒介是第四權，要監督政府運作，以前我們的概念是認為政府的手不該伸入媒介，應該讓自由市場決定優勝劣敗。這個說法看似有理，但是政府真的可以不管媒介嗎？事實上也沒有任何國家的政府不管媒介的。尤其台灣電波開放以來放任市場運作，媒介集體沈淪，民意反而要求政府有所作為的現實。相對之下，眾多大言夸夸的媒介主管，只能以收視率造成的市場民粹主義來回應。
從理論與經驗來看，即使如美國、英國這般強調言論自由的國家，透過菁英核發電視執照的核發與換發，確保媒介善盡責任、回應觀眾需求，仍被奉為重要的管制手段。只是，現在的台灣與1980年代一樣，又遭遇到歷史轉折的關鍵十字路口 ，過去被政黨、威權主導的政治，能否轉向成為公民力量主導的政治？讓台灣的廣電力量不再只是私人的、財團的、黑道的？轉而成為公民的？台灣的公民力量隱然成，要求改革、要求公民電視的聲音也不遠了，我們能掌握這個新時代開端的契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