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0/15

我能做什麼
分類:陳謙天下

◎yuyen
媽媽常常問我,「你長大後要當什麼?」我曾經想過要做法國料理廚師、麵包師傅、開布店…。但是我一定要長大才能做些什麼嗎?我現在能為大家做些什麼呢?

農曆九月九日重陽節,小提琴老師叫我們去台北市兆如老人安養護中心表深小提琴,這時,我想到我可以為大家做什麼了--拉小提琴。

當我進到表演會場時,先看到一些人在排位子,進入休息區之後,我就開始準備表演了。排演時,有一些老人已經在台下了m 老人們都個個面帶笑容,這時,江老師說表演時校長也會來。

正式表演開始了,台下都是面帶笑容的老人,換我們表演時,我有點緊張,拉到第三首時,我就沒有那麼緊張了,最後領獎時,我覺得好光榮喔!還有人拍照喔!

真到現在,我還一直想起那天老人的笑容,誰說長大才能做事,現在就可以做很多事了。。

    關鍵年代、關鍵人民、關鍵性格
    分類:鏡中媒介

    ◎yuyen
    1980年,正當港劇楚留香開始風彌台灣的時刻,因為歷史的偶然與必然,台灣與南韓這兩個同為威權主義國家、曾經同受美國保護,同樣在1960年代發展出官控商營電視制度的國家,卻因為在1980年代起走向不同的電視制度,南韓媒體改革運動趁勢而起,國有電視實踐公共媒體精神,但台灣卻在舊體制舊利益團體包袱下,至今走向媒體私有化、自由化及過度競爭的情況。
    25年前那行政院長孫運璿那一剎那的抉擇,以及台灣民眾坐視三台只以「最小的變動」緩和文化菁英的不滿,這樣的歷史脈胳註定了今天我們只能坐看韓劇「大長今」,感歎韓流之強。為什麼呢?關鍵年代、關鍵人民、關鍵性格,台灣的菁英與人民選擇順從威權,但南韓文化人士卻在1980年光州事件後,反對全斗煥的《言論基本法》媒體改革運動興起,促成了國營電視公共化。
    例如1993年MBC為了廣告利潤調動一個受歡迎的兒童節目,婦女團體與家長發動關機運動逼得電視台只好調回原時段,這在台灣真是不可能的事,台灣觀眾罵歸罵,絕對影響不到電視台決策。相較之下,台灣當年同樣是在美麗島事件之後那個禁錮年代,雖與南韓一樣有反政府情緒,卻沒有爆發出同樣的社會力,嗆辣的大韓民族與溫順的台灣民族,因為不同的族群性格與歷史際遇,埋下了今日台灣電視人的哀歎。
    這些「領袖的話」時至今日仍非常適用,蔣介石1972年曾說:「電視節目的製作應合乎真善美,以啟發國民審美的心情,宏揚民族仁愛的德性,培養社會優良的風尚…」。蔣經國也曾在1971年說:「電視節目不理想,尤其打鬥節目太多,對青年有壞的影響。電視是社會教育的一節,希望三家電視公司能注意改進。」但強人的話無法讓台灣的媒體進步,時至今日,一樣的感歎仍然存在。從南韓與台灣之不同,讓人感慨國家力量、社會力量如何介入、何時介入,攸關媒介長遠發展。
    媒介是第四權,要監督政府運作,以前我們的概念是認為政府的手不該伸入媒介,應該讓自由市場決定優勝劣敗。這個說法看似有理,但是政府真的可以不管媒介嗎?事實上也沒有任何國家的政府不管媒介的。尤其台灣電波開放以來放任市場運作,媒介集體沈淪,民意反而要求政府有所作為的現實。相對之下,眾多大言夸夸的媒介主管,只能以收視率造成的市場民粹主義來回應。
    從理論與經驗來看,即使如美國、英國這般強調言論自由的國家,透過菁英核發電視執照的核發與換發,確保媒介善盡責任、回應觀眾需求,仍被奉為重要的管制手段。只是,現在的台灣與1980年代一樣,又遭遇到歷史轉折的關鍵十字路口 ,過去被政黨、威權主導的政治,能否轉向成為公民力量主導的政治?讓台灣的廣電力量不再只是私人的、財團的、黑道的?轉而成為公民的?台灣的公民力量隱然成,要求改革、要求公民電視的聲音也不遠了,我們能掌握這個新時代開端的契機嗎?

      2005/10/14

      與常識斷裂
      分類:鏡中媒介

      ◎yuyen
      閱讀這篇「田野洗禮,學術的勞動」之後,讓我想起「見樹又見林」這本書所說的,社會學想要帶給我們不是一套特殊的事實或理論,而是一種威力無窮的方式,讓我們能夠觀察世界、思考世界、思考我們和世界的關係。而這篇文章,告訴我一位實際參與運動的社會學研究者,是用什麼態度、方法、過程去理解世界,進一步改變我們的社會。

      田野研究、質化研究、媒介的政治經濟學是我最近上課時覺得愈來愈迷人的東西。謝國雄文中提到,田野研究的材料足以回答機制與過程的問題,而且可以帶來「不可承受之重」,逼使他的研究去面對社會的意義、而且找出個人位置的意義,這樣的想法讓他很用「力」與用心的想做出獨特的意義。

      此外,謝國雄提到社會學家「介入」運動團體而擔任促成者,中間研究者仍要保持的「學術本來面目」,但是扮演理論家角色,並透過重新概念化以有助於未來的運動。這點令人感佩,就像傳播學者現在必須透過學術影響力,努力來改變傳播環境一樣,介入的過程也是一項學術志業的實踐。

      謝國雄文中提到「立基式理論」(因為近日沒空好好研究,還沒有弄得很懂),但他強調這是將質化分析系統化嘗試,且是強調理論的創新而非如量化研究者所做的理論之檢證。如果能讓「質化研究」更加系統化,那麼質化研究當然就完美的多了,但其中如何深化概念、限縮概念、概念細緻化、發展新概念?想起來有點難。例如:如何去評量「媒體對中國民族主義(或台灣民族主義)認同的敵意」?如何去限縮一種主義、一種思想,讓質化研究有系統性的評估?恐怕還得多找點資料才能懂。

      文中提到建構對象時要與常識斷裂,不視既存的社會關係為當然,與現象斷裂同時「對現象與使現象如此呈現的機制一併考察,在整體觀的操作下,重新建構研究對象」,以及Bourdieu、 Foucault與 Marx所說的去穿透現象,嚴謹地建構研究對象。這正是我們看事件與問題時所需要學習的,例如,分析政論節目藍綠分明的現象時,十月十三日2100全民開講與三立大話新聞的收視率竟然分別都創新高,李濤節目八名來賓呈現六傾藍二傾綠,鄭弘儀節目呈現一傾藍一本土三傾綠,結果分別創下尼爾森收視率1.68與1.17收視點。除了觀照其中的鏡頭呈現、主持人風格、頻道、主題之外,與其中的媒體對中國民族主義(或台灣民族主義)認同的情況是否有關?當來賓愈純藍/愈純綠,而選舉愈近時,是否愈可以得到ac尼爾森收視率操作的高點呢?但我這樣的想法是否太過常識,我如何找出政論節目的斷裂面,呈現出整個社會及政經脈絡的全貌呢?而且讓質化研究呈現系統化,恐怕我還要再想想了。

        2005/10/09

        快樂的晚上
        分類:陳謙天下

        ◎yuyen
        早上起床的時候,感覺秋高氣爽,特別涼快,原來是因為秋天到了。不像天這麼熱,也不像冬天這麼冷,整天陰陰的,也沒有下大雨,整天都很涼快,是運動的好天氣。


        在這天傍晚,我和爸爸就一起去散個步,我們在河堤左岸的人行步道上大約走了25分鐘,就走到了政大旁邊的棒球場,我們就放下了背包,開始玩丟球與接球,玩了大約廿分鐘,我一直接不到球,丟不準,不過晚上了,我們就收拾,準備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走在長堤上,好清爽的秋風吹過來,夏天終於走了,夏天拜拜!夏天拜拜!

          巴塞隆納椅 Barcelona chair
          分類:生活翦影

          ◎yuyen

          Mr.Mies van der Rohe密斯凡德羅(德國人1886-1969) 1929年歡迎西班牙國王夫婦到訪巴賽隆納,為巴塞隆納的國際博覽會德國館設計了這張椅子。椅架由兩對相連接的銅管交叉組成,背上的一根弧形管子延伸成前腿,後腿穿過這些管子組成兩個弧形支撐椅座。椅座和椅背由皮帶組成,上面裝有罩皮套的泡沫橡皮墊子。

          這張椅子名為「巴塞隆納椅」,被喻為廿世紀最優美雅致的經典椅子之一,也算是現代建築的先驅之一,是現代主義發源的象徵。每天清晨我醒來之後,一轉頭,就會看到書房裡這張新買的、白色的巴塞隆納椅,腦海裡就會把Mr.Mies van der Rohe最愛說的這一句奥古斯丁的名言: Beauty Is the splendor of truth
          (美是真的光彩)再想一遍。

          Mr.Mies van der Rohe倡導的簡約主義風格和技術美學,代表作品有巴塞隆那博覽會德國館、范斯沃斯住宅、柏林國家美術館、美國西格蘭姆大廈、吐根哈特椅等等。密斯‧凡德羅為現代主義的奠基者之一,包浩斯學校第三任校長。因包浩斯的烏扥邦傾向及社會主義色彩不容於納粹當局。而被迫關閉。密斯本來只是一個石匠,年輕時苦學出身,雖然沒有正式的高中學歷,但對現代建築影響深遠。密斯與創校人葛羅陪斯等人後來流亡到美國,任伊利諾理工院建築系主任。

          要體會密斯「少即是多」的原則,紐約的西格蘭姆大樓(Seagram Building,1954~1958)可窺之一二,這是世界上第一棟高層的玻璃帷幕大樓,內部不少設施是密斯與他的徒弟飛利浦‧強生創作,大樓前的廣場約佔地基一半,這也是創舉。現代主義被帶到美國後結合資本家實踐許多作品,因為形式精簡容易模仿,影響到世界各地也影響了其他領域的設計被稱為「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然國際風格卻已缺乏早期現代主義烏扥邦式的社會理想及批判精神,只是後來的模仿者未必如密斯一般注重對細部結構的處理。

          據傳,國民黨副主席的辦公室裡,也配備了一個「豆腐椅」與「巴塞隆納椅」,以皮質、鋼管呈現出的現代風格。但我曾進入到國民黨主席與副主席辦公室採訪,卻沒有印象看到這些現代主義的作品,只記得特別訂製的白色大理石桌及大型花瓶。

          從1929年Mies為了萬國博覽會德國館設計了這把巴塞隆納椅以來,現代設計思路被引領到了一個與過去迥然不同的方向。這把柏拉圖式的巴塞隆納椅,用了當時代表純正勞工階級的黑色皮革與不鏽鋼,贏得所有人們一致的讚嘆。

          因為Mies簡潔俐落的線條,現代設計思路被引領到新方向,柏拉圖式的巴塞隆納椅勇敢宣佈擺脫布爾喬亞的包袱,然後是上個世紀另一位大師Louis Kahn(1901-1974),他的作品龐大、剛強、堅硬、並且一派冷色調,他將「光」的概念引進,散發出神性、引人沉思、改變自我的力量,讓水泥格子樑裸露出來展現出所謂空間的本質(2003年,他的私生子以一紀錄片記錄了一個大師的作品)。沿襲這脈絡,被譽為清水混凝土詩人的安藤忠雄,以裸露的清水混凝土直牆為壓倒性的建筑語言要素,保留混凝土原始純淨的灰色,唯一的裝飾是光線在模板螺孔裡留下的痕跡,這是所謂的禪。

          現在,我不只擁有Mies的巴塞隆納椅,而且還有一把Breuer布魯爾的鋼管瓦西迪椅(以後有空再介紹這把椅子),我不喜歡設計的原色:黑。書房裡的白色巴塞隆納椅,讓我懷念起第一眼遇到這把椅子時的年輕歲月。

          強調線條、光影、自然的極簡主義其實是廿世紀末的流行,現在,美國作家David Brooks在《新社會菁英的崛起》發明了「BoBos」,這個字的意思是將Bourgeois﹝布爾喬亞﹞與Bohemian﹝波希米亞﹞相連濃縮而成。過去代表資本主義,追求成功與享樂的布爾喬亞族群,與崇尚自由浪漫重視個人價值的波希米亞族群已從過去壁壘分明,在新世紀逐漸合而為一。而且這些波波族是「用健康法則非道德法則來規範世俗慾望。」

          「波波族」有點像我嚮往的美國新階級「文化創意派」(Cultural Creatives,CCS ),但廿一世紀的台北現在也很流行復古與金色,與極簡主義愈走愈有距離,現在距離Mr.Mies van der Rohe設計巴賽隆納椅的1929年其實過了74載,極簡的白椅子放到書房裡,擺滿了書,一點也不簡潔。只是用力一坐到Barcelona chair時,我總覺得大師的物理力學一定學得不錯,屁股的重量就會沈到椅墊上,坐起來很舒服,腦海裡再回味起十餘年前赴歐旅遊的青春時光。

          1. Blogger yuyen@10/10/2005 2:24 下午: 

            字變粗我是謙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