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2/04
擬像的新聞建構出超真實台灣分類：鏡中媒介
◎yuyen
從街頭打招呼的閱聽人中，我可以很清楚分辨出此人是看那個節目來認識我，台灣心聲、新聞挖挖哇、或新聞駭客？一張張陌生臉龐中，從打招呼方式、叫名字的表情，也可以清楚發現這名閱聽人是處在社會那個位置？什麼階層？從這些親身接觸的面容中，可以推測他們看待電視節目的眼光與期待，甚至，不同政論節目閱聽人，更呈現出不同的社會階層。
Stuart Hall於1980年代提出「譯入／譯出」(encoding decoding)觀點來論述真實社會條件下，媒介如何解讀和再現(representation)社會現象，以及不同社會位置的閱聽人如何解讀媒介內容(陳雪雲，1986；張錦華；翁秀琪，1993；林芳玫，1994a；林東泰，1997)。Hall(1980:129-130)認為，文本是社會建構的，當代的知識觀、技術基層結構、媒介作業標準和專業意理，以及預設的閱聽人等均會影響媒介產製和訊息內容。相同的，文本解讀也是一種意義建構的歷程，閱聽人先備知識架構、知覺、情意、認知形態和意理，以及自身所在的社會關係和所擁有的技術基層結構等，都會影響其訊息解讀。
作為政論節目參與者，常有機會從素味平生的閱聽人推敲這名觀眾所屬的團體、階層…有趣的是，我曾經分別長期參與過兩個藍綠極端的政論節目，而且這兩類節目閱聽人幾乎完全不重疊。很明顯的，工農階層、很熱情地遙遠叫起節目中的外號，他們以特有的工農階層的語言與動作表達他們的熱情。另有一類常叫我「余小姐」，公務人員較多，經濟生活顯得較優裕，通常只要對方講個一兩句話，常就可以猜出這名首度謀面的閱聽人慣看那一類政論節目，答案多數八九不離十，這算是被路人搭訕時痛苦裡的小樂趣。(後來我發現心理學者艾克曼也有這類推測首度謀面者的經驗與實驗，這屬於大腦中「薄片擷取」的潛意識能力，可參考《決斷2秒間》一書)。
政論節目閱聽人多為主動閱聽人，他們常展現出不同於一般觀眾的強烈政治態度，但裡面除了我曾研究過的「族群」議題外，還有一個常被忽視的「階級」問題。
台灣的階級問題與族群問題一樣，長期被刻意忽略，而且意見領袖們常故意強調台灣沒族群問題及階級問題，但是，從政論節目閱聽人的樣貌中，卻可一眼窺之其階級位置，或許這正是「認同」研究有趣的地方。Hall(1996:4-6)認為，認同(identity)應由「存有」(being)轉變為「漸成」(becoming)。亦即，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民眾使用歷史、語言和文化資源，以追求認同，再現自己。身處階級、性別和世代等交錯的社會位置，面對充滿異質性的文化經驗，自我是多重的，敘說紮根於想像(imagination)和幻想，自我完滿是永無盡頭的計畫，唯有在物質和政治實踐下，不斷地縫補(saturing)多重自我。
馬克斯學派視大眾媒體為意識形態(idology)形塑的工具。這兒，意識形態被視為是一組參考架構或社會經驗，民眾用以「認識」外在世界，「調整」生存條件的想像關係(陳雪雲，1990:27-28；張錦華，1994:65)。意識形態形構於歷史社會條件，受限於語言範疇、分類和架構，因此，主體是被「召喚」(hails)。而政論節目召喚出閱聽人的階級認同、族群認同，Hall(1980:131)又說：「現實存在於語言之外，但是須透過語言才能再現，我們能知道的，能說的都是經過論述生產。…」因此，傳播媒體所傳送的訊息不是透明的，而是真實社會條件下，各種力量作用的結果。相同的，閱聽人在解讀訊息時，也不一定將文本意義照單全收，觀眾心和創作情之間存在著不對等的關係。
依循譯入／譯出模式 ，探究觀眾如何詮釋時事報導節目Nationwide，Morley(1980:89)發現 ，不同社會位置的電視觀眾，以不同的符碼來解讀節目內容。例如經理人員用的是支配符碼(dominatant coding)，即符應節目內容所蘊涵的意義觀點來解讀 。工會主管運用協商符碼(negotiated coding)，即依照自身的旨趣或處境，並稍作修正來解釋節目；而店家則採行反對符碼(alternative coding)，即他們深知節目製作過程，以不同觀點重新解釋節目內容。同樣的，政論節目的閱聽人依不同的族群、階級、收視節目，也各以不同符碼來接收與解讀。因此，從不同政論節目的閱聽人眼中，他們看到了各自不一樣的我。閱聽人所想像的我，在「台灣心聲」、「新聞挖挖哇」、「新聞駭客」中完全不一樣的我。
援引Jean Baudrillard的擬像(simulation)概念，陳光興(1991:21)認為，工業科技組成的擬像機器(simulation machine)以預設的模型、符碼和攝控學，將符號增值、譯碼，使得符號本身具有生命，創發新的社會秩序，其間，媒介傳送的符號不再反映和扭曲社會現實，而符號掩蓋了社會現實的缺席，甚至於符號與社會現實無關，這種無起源的真實，比真實還真實的「超真實」(hyper-real)。
以Jean Baudrillard的擬像(simulation)來談當代台灣的新聞與政論，實在太契合了，政論節目取代各政黨文宣部門，政論參與者現在主導政黨選戰會議，已是文宣的主導者及發動者，過去是黨職幹部的手介入政論，現在是政論參與者介入選務。閱聽人透過觀看自己的政論節目，去縫補他們的國族認同、社會認同、政黨認同，政論節目參與者透過階級語言召喚出屬於己身階級的認同。但政論節目所陳述的是台灣現況嗎？或者根本與真實差距極遠呢？節目與新聞所呈現的會不會根本只是擬像呢？雖然可能純屬虛假，但其實也不重要了，因為閱聽人在多重召喚之中早已入迷。符號掩蓋了社會現實的缺席，甚至於符號與社會現實無關，政論節目無起源的真實，帶領台灣進入了比真實還真實的「超真實」(hyper-real)，而此時，新聞與政論所陳述的是否真實已不重要，因為他們都已取代真實，存進了我們的媒體、我們的共同記憶之中。
Stuart Hall於1980年代提出「譯入／譯出」(encoding decoding)觀點來論述真實社會條件下，媒介如何解讀和再現(representation)社會現象，以及不同社會位置的閱聽人如何解讀媒介內容(陳雪雲，1986；張錦華；翁秀琪，1993；林芳玫，1994a；林東泰，1997)。Hall(1980:129-130)認為，文本是社會建構的，當代的知識觀、技術基層結構、媒介作業標準和專業意理，以及預設的閱聽人等均會影響媒介產製和訊息內容。相同的，文本解讀也是一種意義建構的歷程，閱聽人先備知識架構、知覺、情意、認知形態和意理，以及自身所在的社會關係和所擁有的技術基層結構等，都會影響其訊息解讀。
作為政論節目參與者，常有機會從素味平生的閱聽人推敲這名觀眾所屬的團體、階層…有趣的是，我曾經分別長期參與過兩個藍綠極端的政論節目，而且這兩類節目閱聽人幾乎完全不重疊。很明顯的，工農階層、很熱情地遙遠叫起節目中的外號，他們以特有的工農階層的語言與動作表達他們的熱情。另有一類常叫我「余小姐」，公務人員較多，經濟生活顯得較優裕，通常只要對方講個一兩句話，常就可以猜出這名首度謀面的閱聽人慣看那一類政論節目，答案多數八九不離十，這算是被路人搭訕時痛苦裡的小樂趣。(後來我發現心理學者艾克曼也有這類推測首度謀面者的經驗與實驗，這屬於大腦中「薄片擷取」的潛意識能力，可參考《決斷2秒間》一書)。
政論節目閱聽人多為主動閱聽人，他們常展現出不同於一般觀眾的強烈政治態度，但裡面除了我曾研究過的「族群」議題外，還有一個常被忽視的「階級」問題。
台灣的階級問題與族群問題一樣，長期被刻意忽略，而且意見領袖們常故意強調台灣沒族群問題及階級問題，但是，從政論節目閱聽人的樣貌中，卻可一眼窺之其階級位置，或許這正是「認同」研究有趣的地方。Hall(1996:4-6)認為，認同(identity)應由「存有」(being)轉變為「漸成」(becoming)。亦即，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民眾使用歷史、語言和文化資源，以追求認同，再現自己。身處階級、性別和世代等交錯的社會位置，面對充滿異質性的文化經驗，自我是多重的，敘說紮根於想像(imagination)和幻想，自我完滿是永無盡頭的計畫，唯有在物質和政治實踐下，不斷地縫補(saturing)多重自我。
馬克斯學派視大眾媒體為意識形態(idology)形塑的工具。這兒，意識形態被視為是一組參考架構或社會經驗，民眾用以「認識」外在世界，「調整」生存條件的想像關係(陳雪雲，1990:27-28；張錦華，1994:65)。意識形態形構於歷史社會條件，受限於語言範疇、分類和架構，因此，主體是被「召喚」(hails)。而政論節目召喚出閱聽人的階級認同、族群認同，Hall(1980:131)又說：「現實存在於語言之外，但是須透過語言才能再現，我們能知道的，能說的都是經過論述生產。…」因此，傳播媒體所傳送的訊息不是透明的，而是真實社會條件下，各種力量作用的結果。相同的，閱聽人在解讀訊息時，也不一定將文本意義照單全收，觀眾心和創作情之間存在著不對等的關係。
依循譯入／譯出模式 ，探究觀眾如何詮釋時事報導節目Nationwide，Morley(1980:89)發現 ，不同社會位置的電視觀眾，以不同的符碼來解讀節目內容。例如經理人員用的是支配符碼(dominatant coding)，即符應節目內容所蘊涵的意義觀點來解讀 。工會主管運用協商符碼(negotiated coding)，即依照自身的旨趣或處境，並稍作修正來解釋節目；而店家則採行反對符碼(alternative coding)，即他們深知節目製作過程，以不同觀點重新解釋節目內容。同樣的，政論節目的閱聽人依不同的族群、階級、收視節目，也各以不同符碼來接收與解讀。因此，從不同政論節目的閱聽人眼中，他們看到了各自不一樣的我。閱聽人所想像的我，在「台灣心聲」、「新聞挖挖哇」、「新聞駭客」中完全不一樣的我。
援引Jean Baudrillard的擬像(simulation)概念，陳光興(1991:21)認為，工業科技組成的擬像機器(simulation machine)以預設的模型、符碼和攝控學，將符號增值、譯碼，使得符號本身具有生命，創發新的社會秩序，其間，媒介傳送的符號不再反映和扭曲社會現實，而符號掩蓋了社會現實的缺席，甚至於符號與社會現實無關，這種無起源的真實，比真實還真實的「超真實」(hyper-real)。
以Jean Baudrillard的擬像(simulation)來談當代台灣的新聞與政論，實在太契合了，政論節目取代各政黨文宣部門，政論參與者現在主導政黨選戰會議，已是文宣的主導者及發動者，過去是黨職幹部的手介入政論，現在是政論參與者介入選務。閱聽人透過觀看自己的政論節目，去縫補他們的國族認同、社會認同、政黨認同，政論節目參與者透過階級語言召喚出屬於己身階級的認同。但政論節目所陳述的是台灣現況嗎？或者根本與真實差距極遠呢？節目與新聞所呈現的會不會根本只是擬像呢？雖然可能純屬虛假，但其實也不重要了，因為閱聽人在多重召喚之中早已入迷。符號掩蓋了社會現實的缺席，甚至於符號與社會現實無關，政論節目無起源的真實，帶領台灣進入了比真實還真實的「超真實」(hyper-real)，而此時，新聞與政論所陳述的是否真實已不重要，因為他們都已取代真實，存進了我們的媒體、我們的共同記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