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2/04
公共廁所、公共電視、與宗教媒體分類：鏡中媒介
◎yuyen
馮建三老師的《廁所與媒體》一文曾妙喻：「廁所與媒體體是兩碼事，但兩個名詞前面加上『公共』之後，彼此關係就生動了起來。」，馮老師說，台海兩岸的制度創新都是廁所比電視快，也就是先有廁所公共化，才有電視公共化。例如興建公廁完全講究使用價值，不求用公廁以換取利潤，而使用者則不需要個別每次直接付費，公廁從興建到維修由所有納稅人通過政府預算來支付，使用的權利則不因性別偏好男女老幼、士農工商、貧富貴賤、都會鄉村、漢人原住民外國人的差別而有所區分，只要你在特定的地理範圍，就有使用這個設施的權利。
馮老師認為，公共廁所的基本要求是乾淨，空間簡樸豪華、款式美醜及是否提供香皂紙巾等等其他條件，則因社會生產力及政府預算所投入的高低額度而定。公廁概念早在1998年內湖公共電視台開播以前普遍存在於台灣。但台灣的公視還有 20% 左右或更多的人還無法收看，可見台灣的電視創新不如廁所。此外，中國中央電視台廣告經濟資訊中心主任編輯馬萬明指 2002 年後，中國電視將成為舉世所無新模式，亦即是「國有國營」但「執行公共電視台的職責，採用商業電視台的營運方式...是偉大的創舉...可以稱作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第四種選擇…(馮建三，2002年12月3日， 《廁所與媒體》，南方電子報)。
馮老師一語點破公廁與公共電視的重要與便利性，並指出，「傳播權」是人民應該擁有的，政府除了不能做不當干預，還要提出合適政策，讓人民擁有健全的傳播環境。而從學界及近年來各黨的傳播政策白皮書看來，面對當前台灣的媒介亂相，看來似乎只有擴大公共廣電媒體集團一途。
但是，我最近常在機場的公廁逗留，不免要開始擔憂。台灣的公廁蓋得好嗎？好用嗎？或者，當我們尿急時，寧可選擇去麥當勞或星巴克排隊，而不願就近去國父紀念館或永康公園的公廁方便一下？
同樣的，我的內心深處雖期許公視集團壯大，不論政府投入預算、或民眾繳交執照費、或播出廣告募款都行，但耳畔卻有另一個語調低聲質疑，如果台灣人用公家的錢可以辦出好的媒體，那麼，在戒嚴時代菁英領導人們不是早就三令五申要三台不要播那些影響民心的爛節目了？或者，如果公家的錢可以透過財團法人、行政法人、或任何集體領導模式做出稍具品質的成果，為什麼國營公營事業(除了獨占之外)的表現都不太好？我們的民族性及媒體人的積習真的能夠好好做出「公共」的東西嗎？
雖有些許質疑，在此我還是舉起雙手，支持通過公權力之手以走向公產權電視集團的方式來強制擴大公共廣電集團的規模。誠如朱全斌指出，從官方介入台視、華視，及國民黨透過象山集團擴張媒體版圖，和信讓出中天大地頻道等，在在顯現完全私有化非但不會讓產業升級，去政治化，反而會讓從業人員的工作權及專業自主權受到侵犯。朱全斌認為，台灣的公共電視在財源上的處境與PBS相似，卻要在經費結拮下企圖兼做BBC與PBS性質的節目，大小通吃什麼都做的情況下，導致資源分散，頻道印象模糊(朱全斌，2000，台灣電視文化前途)。沒有辦法之下的辦法，似乎只有公共廣電集團能為台灣媒介亮起一盞明燈。
如果一時之間無法成立具規模的公共廣電集團，或公共廣電集團的人員與能力都無法達到要求時，其實台灣媒介有一股強大力量一直被忽視，那就是為數眾多的宗教頻道。包括：慈濟大愛電視台、佛光衛視頻道、法界弘光頻道、好消息頻道、佛教衛星頻道以及眾多的個別講經傳道的電台。上述頻道中，慈濟大愛頻道與佛光頻道在全台有線電視系統的全日播出普及率逾七成。其中大愛電視台「大愛劇場」以真人實事故事改編，耗費鉅資呈現從日劇時代至今的台灣時事，迥異於「霹靂火」等連續劇盡是黑道愛恨生殺劇情，大愛劇場以沒有壞人及鋪張劇情的真人故事，收視率卻超越晚間八時的其他連續劇，這顯示台灣的宗教頻道已打下全新市場，開拓出新收視族群。
宗教頻道的蓬勃發展不只是宗教團體力量的展現，其中更展現敬天惜地愛人的族群性格，雖然各頻道都是以宣揚自己的宗教為目的，甚至也出現許多藉新興宗教、大師名義而爆紅的節目(如心海羅盤的葉教授？)，但這些宗教基本上還是以勸人行善為主，某些程度展現了如《勸世文》中：天不可欺，地不可褻，君不可罔，親不可逆，師不可慢，神不可瞞，兄不可侮，弟不可虛，子不可縱，女不可跋，友不可汎，鄰不可傷，族不可疏，身不可惰，心不可昧，言不可妄，行不可短，書不可拋，禮不可棄，恩不可忘，義不可背，信不可爽，勢不可使，富不可誇，貴不可恃，貧不可怨，賤不可凌，儒不可輕…等精神。換個角度想，如果人民很願意接受宗教頻道所呈現的勸世教化，那麼為何要因為這是一種宗教霸權力量而去放棄他呢？如果我們集合這種勸化教善的力量，轉化成為媒介裡信望愛的善之力量，是否可能彌補台灣社會因為兩種國族認同造成的分裂，彌補台灣社會缺乏中道與專業力量的問題？
NCC成立後，台灣媒介有機會邁出新的一大步，麥克魯漢曾說：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問題本來就於源自於人的問題，短時間內，公共廣電集團可能無力快速改變環境，新聞人、閱聽人與台灣人的本質問題也不可能大變化。無奈的同時，或許只要把各宗教大師齊聚一堂，要求各頻道展現改變社會的能力，做出具水準的優質節目，由宗教頻道取代公共電視，這樣，台灣媒介改革與社會改革的力量會不會更快、更有力呢？
馮老師認為，公共廁所的基本要求是乾淨，空間簡樸豪華、款式美醜及是否提供香皂紙巾等等其他條件，則因社會生產力及政府預算所投入的高低額度而定。公廁概念早在1998年內湖公共電視台開播以前普遍存在於台灣。但台灣的公視還有 20% 左右或更多的人還無法收看，可見台灣的電視創新不如廁所。此外，中國中央電視台廣告經濟資訊中心主任編輯馬萬明指 2002 年後，中國電視將成為舉世所無新模式，亦即是「國有國營」但「執行公共電視台的職責，採用商業電視台的營運方式...是偉大的創舉...可以稱作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第四種選擇…(馮建三，2002年12月3日， 《廁所與媒體》，南方電子報)。
馮老師一語點破公廁與公共電視的重要與便利性，並指出，「傳播權」是人民應該擁有的，政府除了不能做不當干預，還要提出合適政策，讓人民擁有健全的傳播環境。而從學界及近年來各黨的傳播政策白皮書看來，面對當前台灣的媒介亂相，看來似乎只有擴大公共廣電媒體集團一途。
但是，我最近常在機場的公廁逗留，不免要開始擔憂。台灣的公廁蓋得好嗎？好用嗎？或者，當我們尿急時，寧可選擇去麥當勞或星巴克排隊，而不願就近去國父紀念館或永康公園的公廁方便一下？
同樣的，我的內心深處雖期許公視集團壯大，不論政府投入預算、或民眾繳交執照費、或播出廣告募款都行，但耳畔卻有另一個語調低聲質疑，如果台灣人用公家的錢可以辦出好的媒體，那麼，在戒嚴時代菁英領導人們不是早就三令五申要三台不要播那些影響民心的爛節目了？或者，如果公家的錢可以透過財團法人、行政法人、或任何集體領導模式做出稍具品質的成果，為什麼國營公營事業(除了獨占之外)的表現都不太好？我們的民族性及媒體人的積習真的能夠好好做出「公共」的東西嗎？
雖有些許質疑，在此我還是舉起雙手，支持通過公權力之手以走向公產權電視集團的方式來強制擴大公共廣電集團的規模。誠如朱全斌指出，從官方介入台視、華視，及國民黨透過象山集團擴張媒體版圖，和信讓出中天大地頻道等，在在顯現完全私有化非但不會讓產業升級，去政治化，反而會讓從業人員的工作權及專業自主權受到侵犯。朱全斌認為，台灣的公共電視在財源上的處境與PBS相似，卻要在經費結拮下企圖兼做BBC與PBS性質的節目，大小通吃什麼都做的情況下，導致資源分散，頻道印象模糊(朱全斌，2000，台灣電視文化前途)。沒有辦法之下的辦法，似乎只有公共廣電集團能為台灣媒介亮起一盞明燈。
如果一時之間無法成立具規模的公共廣電集團，或公共廣電集團的人員與能力都無法達到要求時，其實台灣媒介有一股強大力量一直被忽視，那就是為數眾多的宗教頻道。包括：慈濟大愛電視台、佛光衛視頻道、法界弘光頻道、好消息頻道、佛教衛星頻道以及眾多的個別講經傳道的電台。上述頻道中，慈濟大愛頻道與佛光頻道在全台有線電視系統的全日播出普及率逾七成。其中大愛電視台「大愛劇場」以真人實事故事改編，耗費鉅資呈現從日劇時代至今的台灣時事，迥異於「霹靂火」等連續劇盡是黑道愛恨生殺劇情，大愛劇場以沒有壞人及鋪張劇情的真人故事，收視率卻超越晚間八時的其他連續劇，這顯示台灣的宗教頻道已打下全新市場，開拓出新收視族群。
宗教頻道的蓬勃發展不只是宗教團體力量的展現，其中更展現敬天惜地愛人的族群性格，雖然各頻道都是以宣揚自己的宗教為目的，甚至也出現許多藉新興宗教、大師名義而爆紅的節目(如心海羅盤的葉教授？)，但這些宗教基本上還是以勸人行善為主，某些程度展現了如《勸世文》中：天不可欺，地不可褻，君不可罔，親不可逆，師不可慢，神不可瞞，兄不可侮，弟不可虛，子不可縱，女不可跋，友不可汎，鄰不可傷，族不可疏，身不可惰，心不可昧，言不可妄，行不可短，書不可拋，禮不可棄，恩不可忘，義不可背，信不可爽，勢不可使，富不可誇，貴不可恃，貧不可怨，賤不可凌，儒不可輕…等精神。換個角度想，如果人民很願意接受宗教頻道所呈現的勸世教化，那麼為何要因為這是一種宗教霸權力量而去放棄他呢？如果我們集合這種勸化教善的力量，轉化成為媒介裡信望愛的善之力量，是否可能彌補台灣社會因為兩種國族認同造成的分裂，彌補台灣社會缺乏中道與專業力量的問題？
NCC成立後，台灣媒介有機會邁出新的一大步，麥克魯漢曾說：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問題本來就於源自於人的問題，短時間內，公共廣電集團可能無力快速改變環境，新聞人、閱聽人與台灣人的本質問題也不可能大變化。無奈的同時，或許只要把各宗教大師齊聚一堂，要求各頻道展現改變社會的能力，做出具水準的優質節目，由宗教頻道取代公共電視，這樣，台灣媒介改革與社會改革的力量會不會更快、更有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