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2/11
從《受壓迫者教育學》看記者的勞工覺醒分類：鏡中媒介
◎yuyen
幾經掙扎，我曾決定過一批裁員名單；就在公司又要再第二次裁員前，我決定自己先請辭，上級曾好意詢問要不要多撐幾個月參與資遣再走，但想到做為勞方卻得站到資方位置做決策，我想，實在太難熬了。
現在的記者錢少事多壓力大工時長，被稱為蛋白質職業(笨蛋白痴神經質)，在媒體大亨剝削的過程，媒體幹部、主管是記者勞工被剝削的關鍵。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指出，少數壓迫階級在支配與控制多數時，它必須將這些大多數人再做區分，以便繼續保持權力。因此，壓迫者一開始會透過各種方法中止那些可能會喚起受壓迫者團結需求的行動(方永泉譯，2003:188)。這也是很多資方在勞方要成立自主工會之前，先成立一個親資方工會的原因，甚至由資方負責出工會的錢，以避免喚起受壓迫者的團結意識。
近來社會上出現媒體老闆、資方與社會大眾權益不符的事件中，但媒體記者卻常常不知不覺中跟資方站在一起，甚至主動站在前方第一線去捍衛資方的權益。如同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所提，當受壓迫者幾乎完全沈陷於現實中時，並不需要操控。受壓迫者在某一個體驗的特定時刻中，採行了一種「支持壓迫者」的態度，在這種情境下，他們未能充分清楚地「思考」何為壓迫者，並且也未將壓迫者「客觀化」--亦即發現到壓迫者其實並存在於他們本身之中，這並不必然意味著受壓迫者不知道他們是被踐踏的，但他們對自己受壓迫的知覺，卻因為他們沈陷於現實中而受到減損。在這個層次上，他們即使知道與壓迫者處於敵對立場，但不表示他們必然會去從事於一種可以克服這種予盾的鬥爭(方永泉譯，2003:076) 。
為什麼記者做為一個勞動者而難以覺醒？又為什麼記者即便是覺醒時，也難以產生改變職場環境的力量？原因不只在於覺醒，更大的理由是在於「媒體幹部」。
不知道何時開始，記者圈很流行稱呼媒體主管為「長官」，軍方、警界這種習慣服從上級的單位慣以階級、職稱稱呼上級，可以理解。但「記者」該是強調自由主義、批判獨立思考的工作，為何也稱呼上級為「長官」呢？這樣的稱呼彷彿是敬禮高喊「Yes Sir」一般，是否記者愈來愈像一句口號一句動作的工作？或者採訪工作的指派也已經變成純粹上級對下級的互動？
或者，如同《受壓迫者教育學》的意涵，「長官」與記者之間已是「小壓迫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互動呢？
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指出，受壓迫者抗爭初期幾乎總是傾向於使自己成為另一個「小壓迫者」(sub-oppressors)，而不是追求真正解放。他們的思想結構受到環境的制約，雖然他們的理想是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但對他們來說，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所代表的常只是成為「壓迫者」。套用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話，也就是說，媒體幹部很容易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之中不去追求解放，反而去認同壓迫者的行為。
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理論下，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電視台媒體大亨、報閥接班人身邊總有許多媒體人出身的「忠貞」幹部，他們的角色不再是媒體人而被視為「家臣」。但這些媒體幹部過去都是記者菁英中的菁英，也都滿懷理想抱負，最後卻變成了壓迫者的幫手，以提升收視率、閱報率、增加收入為目標，以剝削記者、增加工時、降低薪資為不得已的手段，在市場導向新聞學中，成為媒體大亨的得力助手，雖然如此，但其實他們也都是受壓迫階級的一員。
Blackburn & Prandy(1977)認為，階級意識的發展與階級處境有關，階級處境又受到市場關係結構與工作場所內的權威關係結構影響，白領勞工勞動階級意識出不來，是其工作職位與處境，讓它無法發展如同藍領階層般鮮明的勞動者意識，至於是否加入或籌組勞工組織，會有利益與內在價值的衝突與矛盾(Wright，1982)。Bain(1979)並指出，並不是受雇於社會階層結構位置上低的職業，工會組織的情況就比較高。
馮建三老師的《台灣媒體工作者階級意識之初探》探討傳媒工作者的勞工意識與勞資關係，問題是在「何以書生總缺硬骨頭？」或「社外如龍、社內如蟲」的採訪工作性質嗎？或許關鍵還是在於被壓迫階級能否覺醒而產生團結的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覺醒過程中，受壓迫者中的菁英記者(媒體主管)將成為帶領受壓迫者爭取更多專業的運動領袖，協助記者在惡劣的環境之中存活下來，找到專業記者趨吉避兇的採訪之道，亦或是受到制約在收視率或閱報率、廣告壓力下成為協助媒體大亨的壓迫者。
《台灣媒體工會意識與集體行動之初探》一文中，林富美提到了，台灣的黨國威權體制統治過程中，常運用「統合主義」，其互動關係是：黨國部門先進行「國家化」的步驟，對民間社會完成征服與臣屬的工作，包括將地方原有政治菁英派系化，社經部門組織化及地域化、利益彙集壟斷，再藉著統合主義與侍從主義的機制達到控制民間社會的目的(林富美，2002)。
在上述「統合主義」下成長至今，我們被征服、被臣屬的職業何止記者，其中有更多階級、族群都是被麻醉至今。有趣的是，《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也提到「文化統合」，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說，那被文化侵略的人，無論他們的層級如何，很少超過侵略者所規定他們的模式，在文化統合中，沒有侵略者的存在，因此，也沒有強加的模式存在(方永泉，2003:233)。
最後，面對日益艱困的媒體勞動者來說，我們該怎麼辦呢？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呼籲被壓迫者的結論是：如同壓迫者為了遂行壓迫因而要一種壓迫行動理論一樣，受壓迫者為了要變得自由時，也需要一個行動理論(方永泉，2003:236)。當記者還是被壓榨壓迫，而且早已將壓迫者的形象內化的時候，我們不可能自己建構解放行動理論，唯有當壓迫加大到不可忍受時，逼使記者不能再忍耐下去，在歷史的進程中記者與記者領袖邂逅後，共同覺醒共同實踐下，才可能建造出屬於記者自覺的工會理論與架構，進一步去改善記者的工件環境。
註：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跟哲古華拉同樣是舉足輕重的改革者，大力推動40年代巴西農民和工人識字運動，透過教育解放受壓迫者的被壓迫意識，因而被當時的巴西軍事政權驅逐出境。《受壓迫者教育學》是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將教育的重心從壓迫者轉至受壓迫者身上，他認為民眾的識讀能力，與批判意識的形成有密切關係，教學行動因而是一種政治性的文化行動。
在完成《受壓迫者的教育學》的二十五年後Freire又寫了《希望教育學》。前書是1968年Freire流亡智利期間時所著。在1960至1970年間拉丁美洲經歷政治及經濟的強大變化，而Freire本人在巴西所推動的教育計畫則埋下他後來受軍政府流放的命運。《希望教育學》是1992年完成初版(英文版是在1994)，二十五年之間Freire歷經人生的各種重大經驗。
Freire自認《希望教育學》是一項揭示的冒險之旅(adventure in unveiling)。在《壓迫者的教育學》中，Freier是在一種”intensely troubled moment in history 的情況中寫成，但是在《希望教育學》中，它則是充滿了誠實、自我反省、再次強調對話及反威權的主張。Freire對《希望教育學》的定位是：”A better restatement of what I have already said 和”以希望來做一些新的詮釋”(to do some ‘new’ saying …..by hope 。
現在的記者錢少事多壓力大工時長，被稱為蛋白質職業(笨蛋白痴神經質)，在媒體大亨剝削的過程，媒體幹部、主管是記者勞工被剝削的關鍵。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指出，少數壓迫階級在支配與控制多數時，它必須將這些大多數人再做區分，以便繼續保持權力。因此，壓迫者一開始會透過各種方法中止那些可能會喚起受壓迫者團結需求的行動(方永泉譯，2003:188)。這也是很多資方在勞方要成立自主工會之前，先成立一個親資方工會的原因，甚至由資方負責出工會的錢，以避免喚起受壓迫者的團結意識。
近來社會上出現媒體老闆、資方與社會大眾權益不符的事件中，但媒體記者卻常常不知不覺中跟資方站在一起，甚至主動站在前方第一線去捍衛資方的權益。如同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所提，當受壓迫者幾乎完全沈陷於現實中時，並不需要操控。受壓迫者在某一個體驗的特定時刻中，採行了一種「支持壓迫者」的態度，在這種情境下，他們未能充分清楚地「思考」何為壓迫者，並且也未將壓迫者「客觀化」--亦即發現到壓迫者其實並存在於他們本身之中，這並不必然意味著受壓迫者不知道他們是被踐踏的，但他們對自己受壓迫的知覺，卻因為他們沈陷於現實中而受到減損。在這個層次上，他們即使知道與壓迫者處於敵對立場，但不表示他們必然會去從事於一種可以克服這種予盾的鬥爭(方永泉譯，2003:076) 。
為什麼記者做為一個勞動者而難以覺醒？又為什麼記者即便是覺醒時，也難以產生改變職場環境的力量？原因不只在於覺醒，更大的理由是在於「媒體幹部」。
不知道何時開始，記者圈很流行稱呼媒體主管為「長官」，軍方、警界這種習慣服從上級的單位慣以階級、職稱稱呼上級，可以理解。但「記者」該是強調自由主義、批判獨立思考的工作，為何也稱呼上級為「長官」呢？這樣的稱呼彷彿是敬禮高喊「Yes Sir」一般，是否記者愈來愈像一句口號一句動作的工作？或者採訪工作的指派也已經變成純粹上級對下級的互動？
或者，如同《受壓迫者教育學》的意涵，「長官」與記者之間已是「小壓迫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互動呢？
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指出，受壓迫者抗爭初期幾乎總是傾向於使自己成為另一個「小壓迫者」(sub-oppressors)，而不是追求真正解放。他們的思想結構受到環境的制約，雖然他們的理想是要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但對他們來說，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所代表的常只是成為「壓迫者」。套用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話，也就是說，媒體幹部很容易在這樣的媒體環境之中不去追求解放，反而去認同壓迫者的行為。
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理論下，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電視台媒體大亨、報閥接班人身邊總有許多媒體人出身的「忠貞」幹部，他們的角色不再是媒體人而被視為「家臣」。但這些媒體幹部過去都是記者菁英中的菁英，也都滿懷理想抱負，最後卻變成了壓迫者的幫手，以提升收視率、閱報率、增加收入為目標，以剝削記者、增加工時、降低薪資為不得已的手段，在市場導向新聞學中，成為媒體大亨的得力助手，雖然如此，但其實他們也都是受壓迫階級的一員。
Blackburn & Prandy(1977)認為，階級意識的發展與階級處境有關，階級處境又受到市場關係結構與工作場所內的權威關係結構影響，白領勞工勞動階級意識出不來，是其工作職位與處境，讓它無法發展如同藍領階層般鮮明的勞動者意識，至於是否加入或籌組勞工組織，會有利益與內在價值的衝突與矛盾(Wright，1982)。Bain(1979)並指出，並不是受雇於社會階層結構位置上低的職業，工會組織的情況就比較高。
馮建三老師的《台灣媒體工作者階級意識之初探》探討傳媒工作者的勞工意識與勞資關係，問題是在「何以書生總缺硬骨頭？」或「社外如龍、社內如蟲」的採訪工作性質嗎？或許關鍵還是在於被壓迫階級能否覺醒而產生團結的力量，而且，更重要的是覺醒過程中，受壓迫者中的菁英記者(媒體主管)將成為帶領受壓迫者爭取更多專業的運動領袖，協助記者在惡劣的環境之中存活下來，找到專業記者趨吉避兇的採訪之道，亦或是受到制約在收視率或閱報率、廣告壓力下成為協助媒體大亨的壓迫者。
《台灣媒體工會意識與集體行動之初探》一文中，林富美提到了，台灣的黨國威權體制統治過程中，常運用「統合主義」，其互動關係是：黨國部門先進行「國家化」的步驟，對民間社會完成征服與臣屬的工作，包括將地方原有政治菁英派系化，社經部門組織化及地域化、利益彙集壟斷，再藉著統合主義與侍從主義的機制達到控制民間社會的目的(林富美，2002)。
在上述「統合主義」下成長至今，我們被征服、被臣屬的職業何止記者，其中有更多階級、族群都是被麻醉至今。有趣的是，《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也提到「文化統合」，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說，那被文化侵略的人，無論他們的層級如何，很少超過侵略者所規定他們的模式，在文化統合中，沒有侵略者的存在，因此，也沒有強加的模式存在(方永泉，2003:233)。
最後，面對日益艱困的媒體勞動者來說，我們該怎麼辦呢？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呼籲被壓迫者的結論是：如同壓迫者為了遂行壓迫因而要一種壓迫行動理論一樣，受壓迫者為了要變得自由時，也需要一個行動理論(方永泉，2003:236)。當記者還是被壓榨壓迫，而且早已將壓迫者的形象內化的時候，我們不可能自己建構解放行動理論，唯有當壓迫加大到不可忍受時，逼使記者不能再忍耐下去，在歷史的進程中記者與記者領袖邂逅後，共同覺醒共同實踐下，才可能建造出屬於記者自覺的工會理論與架構，進一步去改善記者的工件環境。
註：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跟哲古華拉同樣是舉足輕重的改革者，大力推動40年代巴西農民和工人識字運動，透過教育解放受壓迫者的被壓迫意識，因而被當時的巴西軍事政權驅逐出境。《受壓迫者教育學》是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將教育的重心從壓迫者轉至受壓迫者身上，他認為民眾的識讀能力，與批判意識的形成有密切關係，教學行動因而是一種政治性的文化行動。
在完成《受壓迫者的教育學》的二十五年後Freire又寫了《希望教育學》。前書是1968年Freire流亡智利期間時所著。在1960至1970年間拉丁美洲經歷政治及經濟的強大變化，而Freire本人在巴西所推動的教育計畫則埋下他後來受軍政府流放的命運。《希望教育學》是1992年完成初版(英文版是在1994)，二十五年之間Freire歷經人生的各種重大經驗。
Freire自認《希望教育學》是一項揭示的冒險之旅(adventure in unveiling)。在《壓迫者的教育學》中，Freier是在一種”intensely troubled moment in history 的情況中寫成，但是在《希望教育學》中，它則是充滿了誠實、自我反省、再次強調對話及反威權的主張。Freire對《希望教育學》的定位是：”A better restatement of what I have already said 和”以希望來做一些新的詮釋”(to do some ‘new’ saying …..by hope 。
國號是「永清」，與一中一樣，全然符合受壓迫者教育學
不想獨立的「獨立運動」
──「台灣民主國」的本質
▉李筱峰（世新學院副教授）
一百年前，清國因甲午戰敗，與日本在馬關議和，決定割讓台灣，台灣官紳旋即宣布成立「台灣民主國」，繼續抗日。有人說，台灣民主國是東亞第一個民主國，是第一次的台灣獨
立運動，其然乎？豈其然乎？
一八九五年五月中旬，「全台紳民」透過南洋大臣兼兩江
總督張之洞電奏朝廷，表達了「建國」的意願，電文中說︰
「台灣屬日，萬姓不服，疊請唐撫院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難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憤曷極。伏查台灣已為朝廷棄地，百姓無依，惟有死守，據為島國，遙戴皇靈，為南洋屏蔽，惟須有人統率，眾議堅留唐撫暫仍理台事。並留劉鎮永福鎮守台南，一面懇請各國查照割地，紳民不服公法，從公割斷台灣 應作何處置，再送唐撫入京，劉鎮回任，此舉無非戀戴皇清，
圖固守以待轉機。」
電文雖然明白表要「據為島國」，卻又說「遙戴皇靈」「此舉無非戀戴皇清」，顯然，獨立並非其本意。果然，接下來「台灣民主總統」唐景崧在就任文告中，講得更露骨︰「…… 全台士民不勝悲憤，當此無天可籲，無主可依，台民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惟是台灣疆土，荷大清締造二百餘年，今雖自立為國，感念列聖舊恩，仍應恭奉正朔，遙做屏藩，氣脈相通
，無異中土。」
這份「獨立國家」首任總統就職宣言的內容，竟然明白否定其獨立的本意，為世界上絕無僅有。誠如黃昭堂教授所言︰「台灣民主國建國的目的，在於阻止日本對台灣的佔領，建國
只是抗日的一種手段……。」
年號「永清」的台灣民主國，以「藍地黃虎旗」為國旗，然而台灣不產虎，竟然以虎作為台灣的標記。當時清朝是用龍旗，台灣民主國不敢冒犯龍威，改用虎旗，或有以示「龍虎兄弟」之意？再說，唐景崧就職典禮時，紳民對他行「兩跪六叩
」的封建式朝儀，其「民主」之內涵也可見一斑了。
所以，台灣民主國其實不能算是一次真正的台灣獨立運動。所謂「全台紳民」，其實只是丘逢甲等一些「大租戶兼讀書人階級」（王育德語）。他們要建立台灣民主國的主要目的，不在真正追求台灣的獨立自主，而是在保守其既得利益；而站在清廷方面，清廷的官吏在甲午戰敗後想以台灣作為和談的籌碼，但恐台民不服，因而必須製造抗日行動在台灣，使台民覺得是日本來佔領台灣，而不是清廷將台灣出賣。當時的江南道監察御使張仲炘就曾向朝廷提出這樣的質疑︰「今者戰事已停，而台灣獨否，同是中國人民土地，何分南北？臣於是知謀國之臣，有以台灣媚敵之心矣。……今日不停戰，即欲使倭奪而據之，冀以威脅台民阻梗之愛，並以掩飾中國割棄之恥，且可曰︰『彼自取之，非我與之也』。」既然要台灣繼續抗日，但又不能以清國一省之名抗日，以免違約，故而須以獨立名份為之。這種用意，是清廷部分官吏的用意。史料中顯示，台灣的抗日行動，頗受清廷部分官吏的影響，其中以張之洞影響最鉅。割台後的抗日之役，張以職務及舊交關係，聯擊唐景崧、劉永福等人抗日，儼然成為幕後指導者。簡單說，「台灣民主國
」是清朝官吏打出的「台灣牌」。
總之，台灣民主國只能說是一次「假獨立」，猶如今日商場上一些商人因債務糾紛，而與妻子辦理「假離婚」（法津名義上的離婚）一樣。誠如美籍歷史學者H·J·Lamley所指出的
，台灣民主國是「非革命、非獨立、非真民主」。
檢討台灣民主國失敗之因，有人認為是因為得不到國際外交的支持。其實，這並非重點，須知道，要建立「台灣民主國 」這個念頭，還是法國透過陳季同提醒的。法國曾告訴唐景崧，要替清國爭回土地，已經不可能，若台灣獨立自保，則還有希望。法國原先還派兩艘軍艦前來馬公聲援，但終而放棄支持。其他各國也都不願為台灣事而惹來一身腥，道理很簡單，試想，當時唐景崧對外宣稱這個「台灣民主國」與清國「氣脈相通，無異中土」，既然昭告世界說我的獨立不是真的，則世界上有哪一個愚昧的國家，會去支持一個自己都不願意真正獨立的「國家」？自己本身沒有真正獨立的意願，豈能期待國際外
交的支持？天底下沒有這種邏輯。
所以，台灣民主國失敗的最大癥結，在於內部獨立建國的主觀意識太弱，完全不像在打一次獨立戰爭。民主國部隊抗日無能，擾民與內鬥卻非常在行。領導階層人物則好說大話，而無抗日決心，像唐景崧，日軍才到基隆，他就逃跑了，前後只當十日的總統，被戲稱為「十日總統」；像丘逢甲，寫起抗日文章，激昂慷慨，什麼「義與存亡」「誓死守禦」，但是等到唐總統要他調兵北上支援，卻躊躇不前，最後沒有打過一兵一
卒、一砲一彈，就捲帶軍餉逃入中國了。
一百年前的這段台灣歷史，不知道給我們今天台灣人什麼
啟發與教訓？
（原載1995年4月16日自立早報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