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滿池的福馬林中，撈出胸膛開花的政治犯

◎yuyen

那是蔣介石獨裁政權的時代，是情治單位搶功的年代，那也是個荒謬的年代。閱讀唐山出版社的「回憶，見證白色恐怖」。政治犯陳英泰從小監獄到社會大監獄，在十二年又半個月住遍全台最恐怖的監獄後，道盡了戒嚴時代的不幸與委屈。

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是台灣歷史上最陰暗的一面，國民黨官僚體系與蔣家父子藉此鞏固政權，建立起一黨獨裁的威權統治。書中提到當時各個監獄的面貌，從新店軍人監獄的屠殺、到東本願寺(保安處)挑指甲灌水逼供酷刑、以及保密局、軍法處看守所、內湖新生總隊、綠島歲月…這些昔日恐怖的監獄或刑場，看來以東本願寺最恐怖。其中，最恐怖的刑場馬場町在新店到永和交界處，今日的獅子林也是過去的軍監。喪盡天良的特務還安排「陪葬」戲碼懲處政治犯，就是把政治犯與死囚一起送上刑場，同時開槍，死刑犯胸膛開花時，政治犯被以空包彈凌虐。

這些政治犯被處死後，有的家人無處尋屍，一輩子牽掛，終生心靈折磨。在馬場町被處決的政治犯遺體集中泡在殯儀館一個滿是福馬林的水池裡，家屬到時撈起來，只見到胸膛開花的彈痕令人不捨。更多家人不敢來領政治犯遺體，也有人坐在家中，卻始終沒有等到特務通知見到福馬林中摰愛的最後一面。無人領回的政治犯遺體會被捐給醫學院做大體解剖。難以想像，這些台藉菁英冤屈的靈魂躺在冰冷解剖檯上，面對同為台籍菁英的醫學生時，冷冷的空氣中是否曾發出歷史的歎息。

書中提到，很多政治犯太太失身於特務被迫離婚，有的人被特務敲詐，這些特務當年享盡榮華富貴，多數人到現在仍認為他們是對的，而且因此享有富庶的生活，政治犯則躲藏一生，到現在忍受在社會中下階層的歧視。1953年2月時，綠島新生訓導處甚至曾發起「一人一事良心救國運動」，獄方要求政治犯在身上刺青「反共抗俄」、「殺朱拔毛」，很多人因反抗刺青而遭重審槍決。而陳英泰入獄半年之後終於見到了母親，他說：「您有六個孩子，就當沒我這個小孩！」他的母親流淚的說，她的六個小孩每個都非常重要。陳英泰的故事，是一個台大學生的故事。

這是怎麼樣的歷史悲劇呢？什麼樣的統治政權會向政治犯提出這種要求？走過這麼多年，歷史並沒有真的水落石出，很多六七字頭世代甚至還以「蔣家」為崇拜對象，崇拜而接受獨裁者的洗腦，這麼多用生命血淚寫下的故事裡，歷史能找到真正的平反嗎？公義在那裡呢？

最近，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中國，甚至當年帶動要求全民反共防諜的政戰的許歷農還公開說他早就覺得實行社會主義比較好了，在這樣國共領導人杯酒交歡之際，對於五十年前因為國共對峙，國民黨反共而被以匪諜名稱逮捕的政治犯，這個社會應如何對政治犯交待？政治犯在國共再次交歡中再度受到傷害，這些以仇恨面對人民的國民黨當年的當權派是否欠人民一個道歉呢？

白色恐怖時代，許多被捕的菁英份子面臨死亡時無所懼，明天處送死今天仍然保持求知的態度要努力看書，高尚的道德水準更顯示在死前最後一剎那，有人高呼台灣人加油、社會主義萬歲（試問蔣家有何道理因個人成敗而要台灣人仇視社會主義？）死前一剎那，仍有人堅持不肯下跪。當時被捕的名醫很多，在綠島醫務室任軍醫「幫手」的受刑人有當時台大的眼科主任等各科名醫，在綠島的醫師規格甚至可以組成一個台大教學醫院的規模。那個恐怖時代知識份子所展現的良知與道德，相較於現在的台灣社會浮誇短視，今之台灣與那個沒有被國民黨統治的台灣，似乎已失去了很多好的精神與風氣。　

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大屠殺是統治者的統治術，把菁英消滅殆盡保住蔣家的權力與榮華富貴，陳英泰認為，雖然多數政治犯不必處死，但以蔣家父子的想法來說，為殺一人寧可錯殺一百，反正人民的記憶力有限度，經一段時間就會被忘得一乾二淨，何況白色恐怖大屠殺已是數十年前的事，多數人根本不知道這一段歷史。

二二八檔案中，蔣介石的幕僚甚至在毫無道理之下，層層加重政治犯的罪，只為了討長官歡欣。老蔣還親手在這類公文上蓋「如擬」或「蔣介石」章，並依個人心情把政治犯刑期從五年、十年、死刑隨意增加。

這一本書，讓我重新認識那一個「床鋪通刑場」的年代。歷史與政治、法律與道德的終極責任該由國民黨總裁兼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來承擔，我們應要求把這段歷史及蔣介石的過錯寫在蔣介石廟，讓更多的子弟認識過去，我們才能以更澄明的心面對未來。

政治犯陳英泰自陳，即便出獄之後也是由小牢獄改坐大牢獄，一直到蔣介石辭世，威權時代過去，才解除威脅，但政治犯仍難在社會生存下去，即便如陳先生學歷好，而且做事認真，仍難獲老板重用。

根據美國商業周刊統計，中長期滿留中國境內做生意的台灣人可能逾百萬，這個階層的人口結構絕大多數是受有系統仇日教育的青壯年世代。我的朋友中很多人提到蔣介石還要呼之為「先總統蔣公」，捷運站行過中正紀念堂站時，軌道旁邊還貼上花崗岩以示不同於其他站。這種怪異的歷史認知充斥於社會青壯的這一階層，洗腦教育不知不覺之中，在我們的社會中創造出很多價值觀的混亂。

曾建元教授認為，台灣人民現在常以「後殖民」的姿態來評價白色恐怖史，他說這就像是心理學上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遺憾的是，我們及下一代的腦中，這些被殖入的、歪曲的歷史認知，就像是不知不覺中長歪的骨架，長期讓我們的認知與價值觀為之混淆。面對當代許多無史觀的年輕人，以及早就被洗腦的台灣人，我們根本沒學過符合事實的史觀。

相較於過去的白色恐怖的禁忌時代，最近愈來愈多缺乏自信刻意貶抑台灣的言論，例如陳文茜在28日的中國時報上大談上海多棒，把台灣極盡貶低，中國一方面擴充武力，另一方面砸大把鈔票介入台灣的出版、媒體、雜誌、電視，透過意見領袖展開系統性洗腦，這是一個新的媒介恐怖時代，揮別了白色恐怖時代槍殺菁英，不准人民說話式的洗腦，現在，我們面對的是更嚴峻的、另一個極權政權的灑下金錢鋪天蓋地而來的媒介恐怖洗腦。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說的：「和專制主義的對抗，是記憶與遺忘的對抗。」北京政府視六四為洪水猛獸﹐向中國年輕一代推行「遺忘政策」抹去歷史痕跡，並進一步透過陳文茜等人向台灣人展開新的媒介恐怖洗腦。而台灣年輕人呢，我們早已罹患「失憶症」，我們的教科書裡從來沒教過真正的史實，老蔣與小蔣時代這些血淚的政治犯、台籍領袖的故事早已飄逝於風中，像六張犁的無主孤墳被遺忘於歷史的浪花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