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16
批判中前進的政論節目分類:鏡中媒介
◎yuyen
台灣心聲現象之解析/參.政論節目的社會批評:
政論節目蓬勃發展的同時,學界有愈來愈多人投入這項媒介的研究,社運團體也對於百家爭鳴的政論節目有所抨擊。美國曾有法官理查‧波斯納撰書「公共知識份子」批判政論節目的參與者(韓文正,2004)。1999年九月二十九日,聯合報二版的社論曾以「發言人VS.主持人: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媒體!」為題聲援「2100全民開講」主持人李濤,聯合報當時認為李濤的節目提供專業且公正的「公共論壇 」,痛批當時的李登輝政府。
同樣的,媒體也開始討論政論節目百家爭鳴的現象,2004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民生報A2版報導「政論節目多,台灣奇蹟」一文中指出,「每晚8到12時,任憑電視遙控器怎麼轉 ,就是無法對他們視而不見」、「台灣政論節目汜濫,密度之高堪稱台灣奇蹟,原因是政論節目製作成本低廉,不同動腦筋,只要有一個攝影棚、找個主持人抓幾位來賓就好。」
2003年十二月五日聯合報D2版的記者江聰明特稿認為,「政論性節目從開播起每集製作費十萬元出頭,卻是大家喜歡看的節目,製作費低又能傳達電視台老闆或政黨的政治理念,難怪從早期的全民開講會發展到現在多達三十個政論性節目」。
2005年元月十五日的民生報C4版記者尚孝芬報導指出,2004年選舉年中政論節目炒得火熱,節目量激增,根據廣電人市場研究公司的統計,其中尤以年代MUCH台「台灣心聲」收視最佳,晚間九到十一時的政論節目時段中,「台灣心聲」在三個時段都拿下第一。
這樣的政論泛濫現象引起學者憂心,政大教授馮建三曾在「20世紀台灣民主發展學術討論會」中發表「失控的商品:1990年以來的台灣電視新聞,文中指「2100全民開講 」陷入非理性的言論爭辯,激化省籍和統獨問題,折損了公共論壇的民主潛能。
2004年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前,由文化界、社運界與媒體的第二、第三代外省後裔所組成的「台灣外省人協會」還與「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共同發起「三拒運動」,呼籲拒上、拒看、拒聽媒體人趙少康與汪笨湖所主持的談話性新聞節目。
「台灣外省人協會」發起人代表馮賢賢指出,媒體能夠藉由不斷炒作而仍然有收視率,都是因為「雙惡相生」的結果;一個巴掌拍不響。一個偏頗的媒體,生出來另外一個偏頗的媒體,一個偏激的言論,會導致更偏激的言論,「二個迎合市場的極端言論」採取「責怪對方」的邏輯,相互合理化自己的存在,所有問題不是藍色陷阱就是綠色陰謀,理性論述空間幾乎被擠壓殆盡。她說,閱聽大眾不斷受到「敵我分明」的暗示,各自尋找認同族群,然後透過兩組過度簡化的概念相互憎恨,長此以往,原本並非如此的台灣社會,真會一分為二,變成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馮賢賢強調在民主國家中,媒體應扮演公共論壇角色,即使節目無法避免有某種色彩,但至少要提供不同意見的對話平台,這是社會大眾必須認識的,以避免惡質的循環過程。
「台灣外省人協會」發起人代表周永鴻認為,新生代外省人其實在生活經驗上很少有族群的問題,對這樣偏頗的節目也沒有觀看的興趣,但是媒體不斷的炒作,好像這些人就代表了台灣民眾的意見,其實這與所有人的真實生活是有距離的。他強調,三拒運動是希望民眾有更多的選擇機會。
這種對政論節目過多、製造政治態度對立、族群對立、政黨惡鬥的批判於2004年起愈來愈多,政論節目製作單位也有一番解釋,政論節目只是商業環境中刺激收視率的工具,或是公眾意見交流的公眾論壇,引發了社會、傳播界的新一波討論。
政論節目蓬勃發展的同時,學界有愈來愈多人投入這項媒介的研究,社運團體也對於百家爭鳴的政論節目有所抨擊。美國曾有法官理查‧波斯納撰書「公共知識份子」批判政論節目的參與者(韓文正,2004)。1999年九月二十九日,聯合報二版的社論曾以「發言人VS.主持人:每一個人都是一個媒體!」為題聲援「2100全民開講」主持人李濤,聯合報當時認為李濤的節目提供專業且公正的「公共論壇 」,痛批當時的李登輝政府。
同樣的,媒體也開始討論政論節目百家爭鳴的現象,2004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民生報A2版報導「政論節目多,台灣奇蹟」一文中指出,「每晚8到12時,任憑電視遙控器怎麼轉 ,就是無法對他們視而不見」、「台灣政論節目汜濫,密度之高堪稱台灣奇蹟,原因是政論節目製作成本低廉,不同動腦筋,只要有一個攝影棚、找個主持人抓幾位來賓就好。」
2003年十二月五日聯合報D2版的記者江聰明特稿認為,「政論性節目從開播起每集製作費十萬元出頭,卻是大家喜歡看的節目,製作費低又能傳達電視台老闆或政黨的政治理念,難怪從早期的全民開講會發展到現在多達三十個政論性節目」。
2005年元月十五日的民生報C4版記者尚孝芬報導指出,2004年選舉年中政論節目炒得火熱,節目量激增,根據廣電人市場研究公司的統計,其中尤以年代MUCH台「台灣心聲」收視最佳,晚間九到十一時的政論節目時段中,「台灣心聲」在三個時段都拿下第一。
這樣的政論泛濫現象引起學者憂心,政大教授馮建三曾在「20世紀台灣民主發展學術討論會」中發表「失控的商品:1990年以來的台灣電視新聞,文中指「2100全民開講 」陷入非理性的言論爭辯,激化省籍和統獨問題,折損了公共論壇的民主潛能。
2004年年底的立法委員選舉前,由文化界、社運界與媒體的第二、第三代外省後裔所組成的「台灣外省人協會」還與「台灣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共同發起「三拒運動」,呼籲拒上、拒看、拒聽媒體人趙少康與汪笨湖所主持的談話性新聞節目。
「台灣外省人協會」發起人代表馮賢賢指出,媒體能夠藉由不斷炒作而仍然有收視率,都是因為「雙惡相生」的結果;一個巴掌拍不響。一個偏頗的媒體,生出來另外一個偏頗的媒體,一個偏激的言論,會導致更偏激的言論,「二個迎合市場的極端言論」採取「責怪對方」的邏輯,相互合理化自己的存在,所有問題不是藍色陷阱就是綠色陰謀,理性論述空間幾乎被擠壓殆盡。她說,閱聽大眾不斷受到「敵我分明」的暗示,各自尋找認同族群,然後透過兩組過度簡化的概念相互憎恨,長此以往,原本並非如此的台灣社會,真會一分為二,變成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馮賢賢強調在民主國家中,媒體應扮演公共論壇角色,即使節目無法避免有某種色彩,但至少要提供不同意見的對話平台,這是社會大眾必須認識的,以避免惡質的循環過程。
「台灣外省人協會」發起人代表周永鴻認為,新生代外省人其實在生活經驗上很少有族群的問題,對這樣偏頗的節目也沒有觀看的興趣,但是媒體不斷的炒作,好像這些人就代表了台灣民眾的意見,其實這與所有人的真實生活是有距離的。他強調,三拒運動是希望民眾有更多的選擇機會。
這種對政論節目過多、製造政治態度對立、族群對立、政黨惡鬥的批判於2004年起愈來愈多,政論節目製作單位也有一番解釋,政論節目只是商業環境中刺激收視率的工具,或是公眾意見交流的公眾論壇,引發了社會、傳播界的新一波討論。